辛亥革命以后中国艺术歌曲创作的发展情况

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长达两千年之久的封建专制制度，而中国的艺术歌曲创作也正好起步于那个时期。这两者之间究竟有多少联系呢?今年5月6日，我国著名男低音歌唱家沈洋在上海大剧院举行了一场名为《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重现1919-1945年中国作曲家的经典作品》的独唱音乐会，我们为此专程采访了杨立青教授，请他谈谈这场音乐会以及辛亥革命对中国现代音乐的影响。

这场音乐会从打出广告起就引起议论，原因是沈洋的独唱会，竟然请到杨立青教授为他担任伴奏。杨教授是上海音乐学院前院长，国内著名的作曲家，赫赫有名的权威人物。无论从年龄还是师生辈分，沈洋都只能算是孙儿辈。那么为什么杨教授会接受这份邀请呢?

杨立青说，原因正是因为这些歌曲的本身价值。

杨教授大半辈子从事音乐教育和创作，运用的是正统西方音乐的和声与作曲技术，写下的是中国民族文化的音乐语言。长年遨游在音乐的大海中，让他注意到中国现代音乐史当中有一个被人忽视的“死角”，那就是从辛亥革命起直到抗战胜利这一时期的创作歌曲。那里面有很多好东西。他也明白要想真正能感受这些作品，必须自己亲自参与演奏。因此他能欣然“屈尊”为沈洋担任伴奏。

杨教授认为，作为作曲家，他在弹伴奏时会注意从音乐上发掘其内涵和音乐的走向，会注意情感与色彩的变化，会发掘其中藏着的东西与强弱变化，去注意别人没有注意到的东西。这也正是沈洋的目的。杨教授强调辛亥革命时期有许多值得珍藏的音乐精品，称自己更偏爱黄自，认为黄自作品技术上最为成熟和规矩，非常完美，音乐语言又非常美，如《天伦歌》。他还谈及谭小麟的《春雨春风》，邓尔敬的《挑夫之歌》，应尚能的《吊吴淞》，当然更有赵元任的《叫我如何不想她》等。杨教授还记起自己当年在上音附中学习时听过黄自的一首抒情歌曲，是写给他的爱人的。当时上音附中的教导主任汪怡年正是黄自的夫人。学生们还开玩笑说，汪怡年老师真幸福，能收到这样精彩的爱情礼物。这首歌的歌名杨教授已记不起，但对技术上无可挑剔，音乐语言非常美，至今不忘。

杨教授说中国第一批职业作曲家受的训练就是西方古典音乐的训练，所以写的作品从技术上说是纯正的，规矩的，一些还有创造性。所以这场音乐会的意义是一场还原历史原貌的音乐会。只是非常可惜的是，这些歌几乎被人遗忘。

杨教授说，被人遗忘的原因是这些歌曲长期以来被有意无意地压制了。长期以来我们对这一时期的创作，基本上局限在抗日歌曲，以及聂耳、冼星海等少数作曲家。当然聂耳、星海的确伟大。但作为一个历史时期，不可能只有一个题材的创作。贺绿汀是黄自的学生，他很正直，尊重历史，也尊重自己的老师。因为曾经在一篇文章中称黄自是“我的恩师”，长期来一直受到排挤。那是上世纪50年代的事。当时音乐界“左派”掌权。左派们一直认为黄自是资产阶级的代表，怎么可以把资产阶级称为恩师?所以这一段历史时期的创作，被留下一个死角。非但不能去碰，还要批判。譬如青主的“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就被称为代表资产阶级的唯美主义作品而受到压制。

杨教授说：“现在回头来看，不能用一个东西把另一个东西完全否定。不管对历史还是音乐，必须以平和的心态来客观看待。曾经被认为是‘靡靡之音’的那些作品，现在看来只是在不同的环境和状态下产生的。歌曲的产生是在国统区，写的是人们的内心世界，里面有忧思、彷徨、渴望……因为都是知识分子，不一定有那么高的思想境界。但它总是一个侧面。这个侧面存在于部分知识分子的心里，在这些作品中得到了反映。他们也想透过音乐语言抒发自己对祖国命运的期许。但就是这些原因，这段历史被有意无意地抹掉。

“社会在发展，比起前人的勇气和胆量，反而作为现代人的我们却变得胆小谨慎。我们确实应该向这段历史和那些带给我们灵魂慰藉的音乐家们致敬。如果你要还原它，必须要一流的歌唱家，而且是热爱这些音乐作品的人。而沈洋正是这么一个人选，有很好的艺术修养，很好的技术，他来做这个事是最合适的。”

杨教授作为钢琴家，一生登台无数次。但对这次演出，虽已过去近半年，却依然“耿耿于怀”，视其为自己音乐生涯中的一个有意义的事件，一场让他有所收获的重要演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