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的起源与远古传说

事实上，那鸣响于天地之间的第一声乐音将永远无法被我们捕捉。可见，音乐艺术的特质决定了她的源头似乎比其他艺术门类更显抽象与迷离，更难以描述与定论—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就此停止探索的脚步。

音乐的起源与远古传说

探寻远古音乐，似乎回避不了有关其“起源”的话题。音乐起源，这个看似陈旧却又新鲜、看似简单而又深奥的命题，激发了古今中外众多学者投入讨论、发表卓见。在诸多观点的角逐中，一个现象不容忽视，那就是我们越是试图用一种既定观点去阐释音乐起源，就越发意识到这是一个无法给出完美结论的难题。因为，与探寻河流的发源、族群的祖先等问题不同，对音乐起源的追溯基本无法运用具体的技术手段进行勘测、度量。事实上，那鸣响于天地之间的第一声乐音将永远无法被我们捕捉。可见，音乐艺术的特质决定了她的源头似乎比其他艺术门类更显抽象与迷离，更难以描述与定论—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就此停止探索的脚步。

关于音乐起源，学界存在多种见解。除了影响较大的“模仿说”、“巫术说”、“劳动说”之外，较具代表性的观点还有法国哲学家卢梭提出的“语言抑扬说”、德国哲学家席勒和英国哲学家斯宾塞倡导的“游戏说”、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首创的“异性求爱说”、德国心理学家施通普佛的“信号说”，以及意大利美学家克罗齐主张的“表现说”等。

虽然历史资料并没有确载音乐起源于何地何时何种方式，但有关其早期发展的情况还是可以从存世文献与文物中窥见一二的。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时代过于久远，后人的追述难免有道听途说、夸张臆断之嫌。然而，虽然文献中一些极富传奇色彩的内容需要甄别、不可尽信，却也为我们探寻那段永远无法确知的音乐历程，提供了一把宝贵的钥匙。

无声的文献向我们细诉着那些“恍如隔世”般的远古乐事。《吕氏春秋》中存有较多关于“古乐”的内容，略摘其要：

“昔古朱襄氏之治天下也，多风而阳气畜积，万物散解，果实不成，故士达作为五弦瑟，以来阴气，以定群生。”这是一段充满巫术色彩的故事：在远古朱襄氏统领部落时期，为了缓解多风、干旱天气的困扰，士达制作五弦之瑟以祈求甘霖。

“昔陶唐氏之始，阴多，滞伏而湛积，水道壅塞，不行其原，民气郁阏而滞著，筋骨瑟缩不达，故作为舞以宣导之。”与朱襄氏部落所遭遇的旱情相反，陶唐氏为部落首领之初，连绵阴雨导致了洪涝灾害。通过文中有关人们利用歌舞活动以缓解身心不适的记载，可知远古歌舞从某种意义上与现今的健美操、瑜伽具有异曲同工之功效。

“昔黄帝令伶伦作为律。伶伦自大夏之西，乃之阮隃之阴，取竹于嶰溪之谷……次制十二筒，以之阮隃之下，听凤凰之鸣，以别十二律。”这是一则关于远古乐人“听声辨律”的传说，文中之乐人伦可谓是黄帝时期具有极高音乐素养的杰出音乐家。不过需要说明的是，学界对这则史料的可信程度尚存较大争议。

“帝喾命咸黑作为声，歌《九招》《六列》《六英》。有倕作为鼙、鼓、钟、磬、吹苓、管、埙、篪、鼗、椎、锺。帝喾乃令人抃，或鼓鼙，击钟磬、吹苓、展管篪。因令凤鸟、天翟舞之。帝喾大喜，乃以康帝德。”远古首领帝喾十分重视音乐的发展，在他的要求下，乐人咸黑创作歌舞多部，匠人倕亦制造出多种打击与吹奏乐器，而众人击掌、奏乐、歌舞的欢欣场景，竟然引来凤凰、大翟等神鸟翩翩起舞。

除此，见诸记载的远古歌舞还有葛天氏乐舞《八阕》、有娀氏乐歌《燕燕往飞》、禹时乐歌《候人兮猗》、伊耆氏祭歌《蜡辞》，以及黄帝时的《云门》、尧时的《咸池》、舜时的《箫韶》等大型乐舞。另外，《世本·作篇》还记录了有关“圣王制器”、“贤人作乐”的传说。如伏羲削桐木制成琴、伏羲制作五十弦的瑟、女娲发明笙簧乐器，以及随作笙竽、舜作排箫、倕作钟、毋句作磬、夷作鼓、苏成公作篪等。

不可否认，《吕氏春秋》、《世本》等文献对远古音乐活动的追记难免存在粉饰、拼贴、神化的现象，但传说不等于妄言，夸张不等于杜撰，文献典籍本身对于史学研究的意义是无可取代的—特别是其中记载的诸多乐人、乐器、乐律、乐事以及歌乐“作品”，均对探究远古音乐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而对古文献的考究、辨析、解读则无疑成为现今学者无法回避的艰巨任务。